2026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并对其核心内容和理论品格作出集中阐释。这一重大理论成果的提出,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集中体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政党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了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最终凝练为以“十四个坚持”为核心内容的科学理论体系。如何从学理上揭示这一思想体系的内在结构、理论逻辑和贯通机制,成为中共党史党建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需要回应的重要课题。“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中国传统哲学智慧为回应上述理论问题提供了思想线索和框架,本文借鉴这一哲学智慧,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作为理解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框架。习近平党建思想既包含关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价值根基和政治方向的根本规定,也包含关于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战略方针、组织机制、制度安排和责任体系。前者重在“明体”,后者重在“达用”,二者又通过党的建设实践、自我革命机制和制度化运行实现动态贯通
“体用”是中国哲学中把握本体与功能、本质与现象、根本原则与现实展开之间关系的重要范畴。“体”指事物之本原、本质和根本规定,“用”指本体在现实中的显现、功能和作用。“体”在实践中显现,“用”依托本体而立,二者构成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统一关系。正因为“体”需通过“用”获得现实形态,“用”需依托“体”获得价值方向,体用关系才呈现为辩证结构: 本体生成实践,实践反证本体。从思想史脉络看,“体用”范畴并不只是对事物内外关系的描述,更是一种理解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方法。中国哲学传统中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等命题,强调本体与功能之间具有内在连续性。在党建视域中,“体”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展开为制度、行为和功效;“用”则是本体原则在具体实践中的实现方式。由此来看,“体用”范畴具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本体规定,即揭示事物何以为其自身;二是实践展开,即说明本体如何转化为现实功能;三是动态贯通,即说明本体与实践如何在相互作用中实现转化和提升。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明体达用”不同于单纯的理论说明,也不同于一般的实践应用。“明体”重在明辨根本,揭示理论的价值根基、本质规定和方向原则;“达用”重在通达实践,说明理论如何转化为现实行动、制度安排和治理效能;“体用贯通”则重在揭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转化机制。它要求既不能把“体”理解为脱离实践的抽象原则,也不能把“用”理解为缺少价值方向的技术操作,而应在二者互动中把握理论体系的内在结构和实践生命力。
将“体用”范畴引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需要完成从传统哲学概念到党建思想理解框架的转换。习近平党建思想所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问题本身就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一方面,要回答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应当具有什么样的本质属性、价值立场和政治方向;另一方面,要回答这种本质属性、价值立场和政治方向如何通过战略部署、组织体系、制度机制和责任落实转化为现实的管党治党效能。前者构成“体”的层面,后者构成“用”的层面,二者的相互转化则构成“贯通”的层面。因此,“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不仅可用于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还可以进一步转化为理解其科学体系和内在逻辑的框架。
本文将“明体”理解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价值根基和政治方向的理论规定,主要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一层面,党的领导权、人民立场、政治建设、理论武装和党性锤炼等内容,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属性。党的领导规定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根本地位,人民立场规定了党执政兴国的价值根基,政治建设、理论武装和党性锤炼则规定了党保持先进性的内在要求。没有这一层面的本体规定,管党治党的实践就可能失去价值方向和政治灵魂。
本文将“达用”理解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实践方略、制度机制和运行体系,主要回答“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全面从严治党、组织体系建设、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和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等内容,构成将党的本质要求转化为现实治理效能的方法体系。它们是“明体”在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中的制度化展开和机制化实现。
本文将“体用贯通”理解为本体规定与实践方略之间相互转化、相互支撑、相互成就的动态机制。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体”通过“用”获得现实表达,党的领导、人民立场和先进性必须通过组织体系、制度体系、纪律体系和责任体系转化为可执行、可监督、可问责的实践机制;“用”也通过实践反馈不断巩固和彰显“体”,全面从严治党、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和制度治党,不只是具体工作部署,更是在实践中维护党的领导权威、巩固党的人民立场、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方式。因此,“体用贯通”揭示的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由价值原则走向制度运行、由制度运行反哺价值根基的内在逻辑。
需要说明的是,“体”“用”之分属于分析层面的区分。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十四个坚持”中的每一项都只归属某一层级,只是提示各项命题在思想体系中承担的功能重心有别。个别命题本身具有跨层属性,“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其中的典型例证。从全面从严治党揭示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来看,它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本体属性,具有“体”的意涵;从作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原则,贯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全过程来看,它体现了实践展开和功能实现的“用”的维度。本文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归入“达用”范畴,主要着眼于它在“十四个坚持”中所承担的战略和实践指引功能。
基于上述分类逻辑,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十四个坚持”的整体结构可作如下理解(图1)。图1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为基本框架,其中,六项坚持从党的领导权、人民立场和先进性三个维度,规定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价值根基和政治方向;八项坚持则从战略方针、组织优势、约束机制、制度保障和责任闭环五个方面,展开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实践体系;方向生成、制度转化、实践反馈和自我革命这四重机制,则推动着本体规定与实践体系之间的双向转化与循环提升。

本文选择“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框架而非系统论或结构功能主义作为分析路径,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理论考量。其一,“体用”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与“两个结合”方法论具有内在契合性,有助于从本土概念谱系出发建构分析路径,探索具有主体性的理论表达方式。其二,“体用”框架强调本体与功能之间的辩证统一,能够更深入地揭示“十四个坚持”中“体”的规定性与“用”的实践性之间的动态转化关系。相较而言,系统论或结构功能主义更侧重于描述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功能分工,对于本体与功能之间的转化机制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其三,“体用”框架为与以竞争性选举政党为原型的西方政党理论(下文简称“竞争性选举范式”)对话提供了独特视角。后者多将政党视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或工具,其分析重心落在政党如何获取和维持执政地位的“用”的层面,而对政党本质规定的追问相对不足。这正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理论范式上的突破之处。因此,以“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来分析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这种方法论意义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在理论结构上,“体用”框架把“十四个坚持”理解为由价值原则、本体规定、实践路径与功能效能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从而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部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性。其次,在学理上,该框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念谱系出发建立分析范畴,在传统概念资源、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党的建设实践之间搭建起理论连接,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具有主体性的理论资源。最后,在问题意识上,它凸显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自我更新机制: 政党的生机活力不依赖外部竞争压力或周期性轮替,而源自以自我革命为核心、以全面从严治党为路径的内生性自我净化与自我提升,这正是理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之道的关键所在.
“明体”即厘清本原、确立本体。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明体”层面的六项坚持从党的领导权、人民立场与先进性三个维度,系统揭示了长期执政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规定性。这六项坚持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原问题,构成了“达用”层面的方法论体系得以展开的逻辑前提与价值基础。
(一)党的领导权: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党的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明体”层面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共产党要长期执政,“最重要的是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坚强有力”首先指向党的领导权: 领导权的巩固程度,取决于党自身的坚强程度。而“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涉及党的领导权维度的本原问题,即要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也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灵魂,并统领“十四个坚持”的全部理论与实践内容。竞争性选举范式往往将政党视为选举机器,聚焦于其作为社会与国家之间中介的程序性功能。中国共产党则超越了这一狭隘定义——它不是一般的选举工具,而是肩负历史使命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这种领导地位并非源自选举程序的赋权,而是根植于其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质属性。正是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引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掌握领导权、引领国家发展方向的根本要求。由此,中国共产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从根本上区别于竞争性选举范式中政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中介性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本质属性的高度界定党的领导权,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关于党政关系的认识。这一论断的深刻性体现为三个递进层次:其一,将党的领导由一般的政治领导上升为国家制度的本质特征,使其获得宪法层面的根本保障;其二,将党的领导从功能性的执政地位提升为结构性的领导地位,使党不仅执掌国家政权,更在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其三,将党的领导从历史性的政治选择提升为价值性的制度优势,强调党的领导既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由此,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对党政关系理论定位的深化,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主线。
与“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相辅相成的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如果说“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这一论断确立了党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那么“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则关乎党自身的团结统一与组织运转。二者共同锻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品格,确保了党始终能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的领导必须以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前提,否则就会陷入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境地。王绍光指出,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并不只取决于选举程序,还取决于有效政府、国家能力以及具体制度安排;如果缺乏有效公共权威和相互配合的制度结构,民主实践便可能陷入低效、失序或信任危机。这一观点提示,有效而稳固的公共权威是大规模政治体良性运转的前提; 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规模国家而言,凝聚权威尤其需要一个坚强的政治核心。中国共产党确立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正是基于对超大规模国家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从历史政治学视角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近代中国国家组织和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杨光斌指出,“组织国家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肩上。中国共产党不负使命,领导其具有特殊政治理想的武装集团,在大陆完成了建国和统一大业”。另有学者从“政党—国家”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指出,“政党经由这种方式立国主政,政党就成为国家特殊的支配性的组织和力量,因而可以把政党的组织、制度和价值输入国家,从而决定国家的命脉、形构、方向、进程和特征”。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党的领导权维度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权理论与中国国情、时代特征相结合,为在复杂严峻形势下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人民立场:建设人民衷心拥护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如果说党的领导权解决的是政党的权力本质问题,那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则解决的是政党的价值准则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要求全党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要提醒全党同志,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的宗旨鲜明地昭示,它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价值准则,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这一宣告摒弃了少数精英或特权阶层主导历史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指明了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本体。
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价值本体凝练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他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人民从被代表的客体上升为政党合法性的根本来源,“为人民服务”也从政治伦理原则上升为政党存续的本体性条件。在竞争性选举范式中,政党合法性被理解为来源于选举授权,即通过竞争性选举获得选民授权而取得执政地位。理查德·卡茨与彼得·梅尔提出的“卡特尔政党”理论分析了当代西方政党日益脱离社会、趋于“国家代理人”化的现象。这表明,当政党与社会的组织性联系不断弱化,单纯的选举授权便难以支撑持久稳固的合法性;政党与人民之间的深层价值联系,才是政党合法性更为根本的来源。邓小平深刻指出,“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它不仅是一种政治伦理宣示,更是一种本体性承诺——党的存在意义与执政合法性,最终取决于其能否真正代表人民利益、获得人民衷心拥护和支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建设人民衷心拥护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种本体性承诺将政党的执政绩效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直接挂钩,表明必须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党才能不断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护。
(三) 先进性:建设永葆生机活力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也是建设永葆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支撑。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和“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分别从政治方向、思想根基与个体品质三个层面,进一步夯实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根基。
其一,政治建设确立政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将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并置于统领地位,强调“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在长期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深度嵌入国家行政体系与社会治理网络。若无强大的政治建设作为统领,党组织极易在纷繁复杂的日常事务中迷失政治方向,蜕变为循规蹈矩的行政官僚机构,从而丧失其作为先锋队的先进性本色。“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承接党的领导与初心使命的本体论要求,引领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各项建设的实践展开,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永葆政治本色的内在机理。
其二,理论武装奠定思想根基。“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回答了理论武装问题,而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正是理论武装的重要原则。1929年,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系统阐述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强调必须通过思想教育克服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一原则在古田会议上得到确立,成为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将这一原则发展为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并重。思想教育坚定理想信念,理论学习增强执政本领,二者共同支撑起永葆生机活力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思想建党与理论强党解决的是政党的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政治认同问题,二者有机统一,使中国共产党不仅成为一个组织实体,更凝聚为一个具有共同理想信念和强大理论武装的政治共同体。
其三,党性修养塑造党员品质。“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从党员个体层面,将本体规定内化为党员的精神品质与行为准则。党性是政党的本质属性在党员身上的集中体现,是党员区别于普通群众的根本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这把“尺子”指明了锤炼坚强党性的方向。锤炼坚强党性,就是要使党员在理想信念、政治立场、宗旨意识、纪律规矩等方面始终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
“达用”是指彰显功能、构建方法。理论的价值终究要在实践中检验。如果说“明体”解决的是政党是什么的本原问题,那么“达用”解决的就是如何建设政党的方法论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之所以“达用”,在于它不仅讲了“为什么”,更给出了“怎么干”,从战略方针、组织优势、约束机制、制度保障与责任闭环五个方面,展开为全面从严治党、组织体系、干部队伍、正风肃纪反腐、制度监督和责任落实六个功能环节,构建了系统完备的管党治党方法论体系。
(一) 战略方针: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战略方针是统揽全局的顶层设计,是管长远、管全局、管根本的总抓手。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纳入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十四个坚持”,并上升为贯穿党的建设各领域、全过程的战略方针,为实践体系的其他七项坚持提供了总体性的方法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从严治党的持续性、系统性与彻底性,由此确立。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复杂社会里的政治共同体依赖于该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力量,而这种力量的强弱取决于这些组织和程序获得支持的广度及其制度化的程度。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正是提升党的建设制度化水平的根本途径。进一步健全要素齐全、功能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不断把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的必然要求。
在“十四个坚持”中,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同时具有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双重属性。从本体论维度看,它是对党的自我革命这一本质属性的确认与彰显;从方法论维度看,它又是贯穿各项建设的战略方针。这种双重属性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体用贯通”的中介性概念,它既承接“明体”层面对党的性质宗旨的本体规定,又统领“达用”层面的各项方法论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这一方法论体系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继承,又根据长期执政条件下的新情况进行了创新性发展。
(二) 组织优势:强化管党治党的组织基础与主体保障
从组织学角度看,组织体系是政党发挥功能的基础性载体。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对科层制组织进行了经典分析,指出科层制以其精确性、稳定性、纪律严明性和可计算性而成为现代组织最有效率的形式,但也蕴含着过度理性化、非人格化和僵化等内在风险。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在吸收科层制合理因素的同时,以民主集中制约束其科层化倾向。以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要求防止组织蜕变为纯粹的技术机器,以群众路线的实践机制防止组织运行的非人格化与僵化,从而形成既有统一领导又有基层活力的组织形态。“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要求,正是对这一组织形态优势的精练概括。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强大支撑。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就是将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通过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党管干部原则是确保组织体系有效运行的关键,它要求干部的选拔、任用、管理、监督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确保各级领导权掌握在忠于党的事业的人手中。这一原则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文官制度中的“政治中立”原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干部队伍政治属性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中国共产党富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党员队伍,是世界上其他政党难以具备的组织资源。组织体系是“骨架”,干部队伍是“血肉”,二者深度融合,体现为党的强大组织优势。
习近平党建思想中的“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和“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从组织体系与干部队伍的维度,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组织基础与主体保障。没有坚强的组织体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无法有效贯彻。“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解决的就是政治势能的层级传递问题,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到底、令行禁止;没有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党的组织体系就无法有效运转。“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解决的是治理动能的主体承载问题,引领党员领导干部勇挑重担、担当作为。二者互嵌共生、相辅相成,使中国共产党在规模庞大的同时保持高度统一,在应对风险的同时维持高效运转,从而构成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优势。
(三) 约束机制: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政党治理体系
“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分别从作风、纪律、反腐败三个层面构建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政党治理体系。作风建设解决的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纪律建设解决的是党内行为的规范问题,反腐败斗争解决的是权力异化的根治问题。三者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管党治党“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标本兼治”的约束机制,最终服务于“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目标。作风建设关系党的形象和人心向背。中央八项规定之所以成为新时代作风建设的破题之举,在于它从中央政治局自身做起,以具体问题切入,以小切口推动大变局。作风建设不是一般生活纪律问题,而是党同人民群众关系的集中体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之所以必须坚决整治,是因为它们会使党的组织体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陷入程序空转;享乐主义、奢靡之风之所以必须严肃查处,是因为它们会侵蚀党员干部的人民立场和奋斗精神。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截至2026年6月已连续153个月公布相关数据,2026年5月全国共查处问题24513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1184人。持续公开和常态查处表明,作风建设不是短期运动,而是制度化、常态化的治理过程。
纪律建设为党的团结统一提供刚性保障。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共同理想和严密纪律组织起来。纪律松弛必然导致组织涣散,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失守则会直接动摇党的领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把政治纪律置于六项纪律之首,强调纪严于法、纪在法前,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实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纪律建设不是把党员管死,而是使党员在政治方向、组织原则和行动边界上保持清醒,使组织在严明的共同规范中形成真实凝聚力。
反腐败斗争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腐败的本质是公权力的异化,是权力背离人民立场并被私人利益俘获。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现惩治震慑、制度约束和思想教育的协同:“不敢腐”侧重形成震慑,“不能腐”侧重堵塞制度漏洞,“不想腐”侧重筑牢思想防线。三者不能相互替代。只重惩治而不完善制度,腐败可能变换形式再生;只重制度而不强化执行,制度容易空转;只重教育而不形成约束,思想自觉缺乏外部支撑。一体推进“三不腐”,把反腐败从个案查处提升为系统治理,体现了对权力腐败生成规律的整体把握。
(四) 制度保障:搭建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的制度架构
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等特征。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和根本之策,意在把管党治党从依靠领导人个人意志、阶段性运动和一般经验,提升到依靠党章党规、制度体系和规范程序的层面。制度治党强调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依规治党强调制度本身必须符合党章和党内法规体系。二者结合,使党的建设既有制度供给,又有规范层级和执行刚性。
截至2025年12月底,现行有效党内法规3372部,包括中央党内法规239部、部委党内法规253部、地方党内法规2880部。党内法规体系的形成,使党的领导、组织运行、干部管理、监督执纪、问责追责等有章可循。但制度数量并不等于制度效能。制度治党的关键,在于制度之间是否衔接、执行是否刚性、监督是否有效、责任是否明确。若制度之间互相冲突,或者制度制定后缺乏执行评估,就可能形成“制度空转”。因此,制度治党还必须同监督检查、巡视巡察、问责追责和经验反馈结合起来。
监督体系是权力规范运行的重要保障。长期执政条件下,党既掌握公共权力,又承担自我监督责任,如何防止监督失灵,是必须回答的制度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推动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协调。其核心不是简单增加监督主体数量,而是形成信息共享、线索移送、结果运用和责任追究的制度链条。党内监督发挥主导作用,人民监督提供外部动力,国家监察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人员的覆盖。多种监督形式相互衔接,才能把权力置于经常性、制度化的约束之下。
(五) 责任闭环:健全常态化的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体系
“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达用”层面八项坚持的收官环节,其功能在于构建一个权责清晰、传导有力、追责严格的责任闭环,有效解决“谁来担责、担什么责、如何追责”的现实问题,确保整个方法论体系能够有效运转、落地生根。从委托代理理论视角看,多层级治理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与目标偏离问题,因此必须建立起刚性的责任传导与追究机制。制度优势的发挥有赖于明确的责任主体和刚性的追究机制;否则,再科学的制度设计也难以转化为实际治理效能。
任何制度体系都必须回答“谁来执行、谁来负责”的问题。习近平党建思想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重要保障,强调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2020年印发的《党委(党组)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对责任内容、责任落实和监督追责作出系统规定。这意味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是纪检监察机关一家之事,而是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必须共同承担的政治责任。责任机制的功能在于防止制度执行中的责任稀释。层级越多、部门越复杂,越容易出现集体负责变成无人负责、程序合规替代实质担当的问题。通过责任清单、述职评议、巡视巡察、监督检查和问责追责,可以把抽象责任转化为可检查、可评价、可追究的具体要求。2019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把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各方面失职失责情形纳入问责范围,使责任落实具有刚性约束。2025年,全国共问责党组织1336个、领导干部3.9万人,体现了以问责倒逼责任落实的制度取向。

“达用”的各个层面共同构成本体规定的实践展开。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战略统领,组织体系提供结构载体,干部队伍提供行动主体,正风肃纪反腐提供净化机制,制度监督提供规范框架,责任落实提供闭环保障。各个层面相互联系、彼此支撑,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不仅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目标要求,更构建了由价值引领、组织实践、制度保障和责任落实共同构成的系统方法体系,实现了党的建设目标向组织行动、制度设计和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化。
“明体”与“达用”的划分只是分析上的相对区分。如果二者不能贯通,“体”就可能成为空洞宣示,“用”也可能沦为无方向的技术治理。习近平党建思想在本体规定与实践方略之间形成了可辨识的生成、转化、反馈和更新机制。概括而言,这一贯通过程包含方向生成、制度转化、实践反馈和自我革命四个环节。四者不是简单线性排列,而是构成循环上升的运行结构。
(一) 方向生成机制:以“明体”为“达用”规定政治方向
方向生成机制解决的是“为什么做、向何处做”的问题。党的领导、人民立场和先进性要求,为党的建设设定价值方向和政治边界,并转化为具体行动目标。例如,“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要求各级党组织在重大原则上保持高度一致,这一本体规定转化为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加强政治监督等具体安排。“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求把群众急难愁盼作为政策着力点,进而转化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不正之风、完善为民办事长效机制。坚持党的先进性,则体现为理论学习、党性教育、干部政治考察和党内政治生活等具体机制。
方向生成并非抽象原则自动落地,而要经过议题设定、目标分解和组织动员三个步骤。首先,党中央依据时代课题和主要矛盾确定党建重点,把长期执政的根本要求转化为阶段性任务。其次,各级党组织把总体目标分解为组织建设、干部管理、作风纪律、制度建设等具体指标,使不同层级知道自己承担何种任务。再次,通过组织体系、干部体系和责任体系进行动员,使目标从文本转化为行动。脱贫攻坚中的五级书记抓扶贫,就是方向生成机制的集中体现:人民立场和共同富裕目标被转化为脱贫攻坚政治责任,再通过省、市、县、乡、村五级组织链条形成全党动员格局。
方向生成机制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一般行政组织的使命型特征。行政组织主要依据法定职责和科层制程序运行,使命型政党则还要把历史使命、政治原则和价值目标转化为组织行动。其优势在于能够超越部门分割和短期绩效,在重大战略中形成集中统一的行动能力;其风险在于目标层层加码、形式化执行。因此,方向生成必须与制度转化和实践反馈相结合,不能把政治要求简单等同于行政命令。
(二) 制度转化机制:将本体规定转化为制度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若不能转化为组织制度、法规制度和责任制度,便难以形成持久稳定的实践效能。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贡献,正在于把党的领导、初心使命和先进性转化为可执行、可监督、可问责的制度安排。
党的领导通过组织体系和责任体系实现制度化。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使党中央决策部署层层传导、贯彻到底;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使管党治党从一般号召转化为责任约束。人民立场通过作风建设、群众纪律和监督机制实现制度化。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基层监督机制等制度安排,把“人民至上”落实到党内政治生活和权力运行过程之中。先进性通过政治建设、理论武装、纪律建设和反腐败制度实现制度化,以政治建设保证全党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保证统一思想意志行动,以严明纪律规范权力运行,以一体推进“三不腐”形成综合治理体系。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上述转化的集中体现,使管党治党摆脱临时性动员,进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在这里,制度体系是党的本质属性获得现实形态的重要中介,而不只是单纯的治理工具。
(三) 实践反馈机制:以管党治党实践强化党的本质属性
实践反馈机制解决的是“做得如何、如何改进”的问题。党的建设不是从原则到执行的单向过程,还必须通过群众评价、组织检查、监督执纪、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识别执行偏差和制度不足,并把经验反馈到理论认识和政策调整之中。如果缺少实践反馈,体用关系容易停留于静态对应,难以充分体现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只有通过实践检验、经验总结和理论创新,才能推动理论在回应时代发展和现实需求的过程中不断完善。
实践反馈至少包括四种渠道。第一,群众反馈。群众满意度、基层意见、信访举报和舆论监督都能为党的建设提供外部信息。第二,组织反馈。巡视巡察、党内政治生活、述职评议和民主生活会能够揭示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和基层组织中的问题。第三,监督反馈。纪检监察、审计监督、司法监督和财会监督能够发现权力运行中的制度漏洞。第四,数据反馈。党员队伍结构、基层组织覆盖、查处问题类型、问责对象层级等数据,可以帮助识别党建工作的重点和薄弱环节。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情况月报制度,是实践反馈机制的典型形式。持续153个月公开查处数据,不仅释放越往后执纪越严的信号,也为分析“四风”问题类型、层级分布和阶段性变化提供了依据。2026年5月查处的问题中,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仍占有相当比例,提示作风建设必须持续关注基层执行环节和干部担当作为问题。党内统计公报同样具有反馈意义。2025 年底党员队伍的年龄结构、学历结构和入党时间结构等数据,为研判党员队伍代际更替、教育培训重点和基层组织力量配置提供了基础。
(四) 自我革命机制:以问题纠治推动体用贯通
实践反馈揭示“做得如何、问题何在”,自我革命机制则进一步回答“发现问题之后如何实现自我更新”。如果反馈信息不能融入政治纠偏、组织净化、制度完善和思想改造过程,反馈就可能停留在问题清单层面,难以转化为党的建设效能。自我革命的枢纽作用,就在于把实践中暴露的偏差和矛盾转化为改进党的建设的内生动力,使问题识别、原因分析、整改落实和制度完善形成闭环。
自我革命是贯穿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的更新机制。在政治层面,通过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政治监督以纠正政治偏差;在组织层面,通过教育整顿、组织处理和干部调整保持队伍纯洁;在制度层面,通过巡视巡察整改、类案分析和制度修订堵塞漏洞;在思想层面,通过理论武装、党性教育和警示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全面从严治党和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为这些更新活动提供了系统化的实践载体。自我革命使体用关系不再停留于“用以验体”,而是进一步形成“用以强体、体再导用”的循环。实践中的问题促使党重新检视本体要求是否得到准确贯彻,并通过政治纠偏、制度完善和思想再造巩固和丰富对党的领导、人民立场与先进性的认识;经过更新的本体认识又生成新的行动方向和制度安排。因此,自我革命的运行方向遵循着从“用”到“体”再到“新用”的逻辑,由此推动体用贯通在解决问题中循环上升。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述,正是对这一内生性更新机制的理论概括。
(五) 四重机制的循环结构与综合效应
方向生成、制度转化、实践反馈和自我革命构成一个循环结构:本体规定生成行动方向,行动方向通过规则、程序和责任安排转化为制度形态,制度运行接受实践检验,实践反馈触发自我革命,自我革命又进一步巩固和丰富本体规定,并开启新一轮方向生成(见图2)。四重机制承担定向、塑形、校验和更新功能,产生方向稳定、制度适应和组织生命力的综合效应。

以中央八项规定为例,它的运行过程完整体现了四重机制:党的性质宗旨和群众路线构成“体”;规定制定和实施细则完成制度转化;月报公布、监督检查和群众评价形成实践反馈;对“四风”问题的持续查处、制度修订和思想教育则体现自我革命。再以脱贫攻坚为例,人民立场生成脱贫目标;五级书记、责任书和驻村制度完成制度转化;考核验收、群众评价和第三方评估形成反馈;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扶贫领域腐败的整治推动自我革命。可见,体用贯通不是抽象比喻,而是可以在具体治理过程中加以观察的运行逻辑。
这一循环结构产生三方面综合效应:第一,保证方向稳定。无论治理方式如何调整,党的领导、人民立场和先进性要求始终构成不可移易的价值根基。第二,提升制度适应性。实践中的问题能够通过反馈机制进入制度修正,避免制度一经形成便固化僵化。第三,增强组织生命力。自我革命使党能够不断清除损害自身健康的因素,把长期执政可能积累的消极效应转化为持续更新的动力。习近平党建思想由此把长期执政的历史压力转化为自我完善的理论动力,把大党治理的组织难题转化为体系化建设的实践课题。
从理论贡献看,体用贯通机制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列宁突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形成了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等重要经验。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进一步把这些原则整合为价值规定、组织体系、制度体系、监督体系和责任体系相贯通的理论结构,实现了从单项建设经验到系统治理理论的跃升。特别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是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这一重大论断,使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长期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获得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回答。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理论,其核心意义不只是提出了一系列党的建设新论断,更在于形成了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完整思想结构。借助“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解框架可以看到,“十四个坚持”并非平面排列,而是由本体规定、战略方针、实践任务和保障机制共同构成的理论体系。党的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初心使命、政治建设、理论武装和党性锤炼构成“明体”,回答党的政治地位、价值立场和先进性的依据问题;全面从严治党、组织体系、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反腐败斗争、制度治党和责任落实构成“达用”,回答本体规定如何转化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实践体系。二者通过方向生成、制度转化、实践反馈和自我革命实现循环贯通,使理论原则能够落实为治理效能,治理实践又反过来检验和更新理论认识。
这一理解框架的理论价值主要有三。第一,它揭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整体性。既有研究有时把各项论断分别归入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领域,容易弱化其内在贯通。体用框架则表明,各项建设共同服务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守人民立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通过四重机制形成整体联动。第二,它揭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性。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是书斋中的概念体系,而是在解决长期执政、大党治理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中形成的理论。其生命力在于能够把价值原则转化为组织行动、制度安排和责任闭环。第三,它揭示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开放性。实践反馈和自我革命使理论体系能够不断吸收新经验、回应新问题,避免把党的本质规定理解为静态身份。
从比较视野看,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理解现代政党政治提供了不同于竞争性选举范式的分析路径。西方政党理论通常以选举竞争、政党轮替和利益代表为中心,强调外部约束对政党行为的塑造;习近平党建思想则以长期执政、使命责任和自我革命为中心,强调政党内部价值、组织、制度和监督体系的协同建设。两种路径所回应的问题不同,不能简单互相替代。前者有助于揭示竞争环境下政党的代表性和问责机制,后者则回答了长期执政党如何保持政治方向、组织整合、人民认同和自我更新。将中国经验置于比较视野中,不是为了证明某种理论普遍适用于一切政治共同体,而是为了拓展政党研究的解释空间。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体用贯通有赖于持续建设。党的领导原则在层层落实中可能出现形式化,人民立场在行政运行中可能被指标化,制度执行可能在留痕管理中偏离实效,监督体系也可能面临信息不充分和责任不平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深刻之处,正在于它没有把长期执政视为已经解决的问题,而是把解决大党独有难题作为经常抓、深入抓、持久抓的“永恒课题”,把全面从严治党、自我革命和制度建设作为永远在路上的实践。对研究者而言,也应避免把理论上的贯通直接等同于实践中的自动贯通,而应进一步考察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中贯通机制的实际运行差异。
本文仍存在一定局限。其一,体用分析主要是一种结构性理解框架,对“十四个坚持”的归类依其“主功能”展开,并不排除个别论断具有跨层次属性。其二,论文主要依据权威文本、宏观数据和典型案例,尚未对地方党组织的具体运行过程展开比较研究。其三,与国外政党理论的对话仍以问题层面为主,未来可以在组织社会学、国家治理和比较政治学层面进行更深入的实证检验。后续研究可以围绕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干部激励机制、党内法规执行效能、数字技术条件下监督体系运行等问题,开展区域比较和过程追踪,以进一步检验体用贯通机制的边界条件和作用方式。
习近平党建思想以长期执政为历史方位,以人民立场为价值根基,以自我革命为战略路径,以制度治党和责任落实为保障,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则,又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自身建设的历史经验;既回答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现实问题,又为世界政党政治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参照。深入阐释这一思想体系,不仅有助于推进党建理论研究学理化、体系化,也有助于在构建中国自主的党建知识体系中形成具有解释力、辨识度和时代性的理论表达。